另一方面，政治制度又专指社会体制中的某一类因素，如权力机构、国家机器及其实施手段，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成分。
[82]参见 FCC v. Pacifica Foundation，438 U.S. 726 （1978）。后者才真正决定了哪些内容会被过滤。
这是街头发言者模式最基本的情境设定，同时也是申克—布兰登伯格主线故事的核心。[105]根据斯诺登最早提供的41张PowerPoint幻灯片，这九家控制着基础设施的公司均配合参与了美国政府的棱镜监控计划。这同样与网络时代言论基础设施的极端重要性有关。这意味着基础设施包括：①包含了电脑和线路等硬件在内的物理层。[71]但人们的言论和信息完全有可能在他们毫不知情时就被过滤掉了。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过滤其实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和危险。[50]如同战争中任何一方都想控制或破坏交通和水电等基础设施一样，在事关言论自由的斗争中，控制了言论基础设施的人，也就掌握了言论自由。（一）从街头到互联网：言论自由的基础设施 发言者已经从街头转移到互联网，作为媒介的互联网对言论自由的影响日益突显。
[95]谷歌、ATT、Comcast、苹果、Facebook以及PayPal这样的商业巨头，他们对互联网的控制和影响力不亚于、甚至大于绝大多数政府。真正能够决定言论自由未来的，是技术设计、立法与行政规制、新的商业模式以及终端用户的集体行为。布兰代斯的附议建立在公民德行（civic virtues）和公民勇气（civic courage）等共和主义色彩浓厚的概念上。[55]作为基础设施，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其技术上的高度可塑性和可控性。
在某种程度上，街头发言者模式甚至可以吸纳美国最主要的三种言论自由理论：思想市场理论、自治理论和自主（autonomy）理论。在美国，偏爱过滤的并非只有最高法院。
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同时面对美国言论自由发展一百年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和各种问题。对此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David Rabban，The Emergence of Modern First Amendment Doctrine，50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1205（1983），pp.1303-1320. [25]268 U.S.652（1925）。借助这些主流作品或平台的形式和素材，胡戈仿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使得他可以完成自己的戏仿作品。它们都涉及在一战背景下，美国对宣扬左倾观点人士的定罪。
[107]（美）格伦·格林沃尔德：《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米拉、王勇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页101。另一方面，街头发言者也是一种历史叙事，它确立了美国言论自由最基本的讲法。检验真理的最佳标准是看某一思想是否具有足够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被接受。Cohen v. California，403 U.S. 15 （1971）。
[78]但米克尔约翰此处的逻辑颇具代表性。这正好呼应了之前的观点。
久而久之，绝大多数用户便会慢慢放弃B网站转向A网站，而且这种选择看起来还完全是自由和自愿的。发言者可能对自己的言论被审查这一事实无能为力，但他起码知道自己被审查了。
， First Amendment Law （Fourth edition） ， Founda-tion Press，2010.该书最新版目前是2010年6月出版的第四版。[70]当前主流的过滤软件多出自私人公司或像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W3C）这样的非政府机构。[82]参见 FCC v. Pacifica Foundation，438 U.S. 726 （1978）。后者才真正决定了哪些内容会被过滤。这是街头发言者模式最基本的情境设定，同时也是申克—布兰登伯格主线故事的核心。[105]根据斯诺登最早提供的41张PowerPoint幻灯片，这九家控制着基础设施的公司均配合参与了美国政府的棱镜监控计划。
这同样与网络时代言论基础设施的极端重要性有关。这意味着基础设施包括：①包含了电脑和线路等硬件在内的物理层。
[71]但人们的言论和信息完全有可能在他们毫不知情时就被过滤掉了。可事实果真如此吗？过滤其实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和危险。
[50]如同战争中任何一方都想控制或破坏交通和水电等基础设施一样，在事关言论自由的斗争中，控制了言论基础设施的人，也就掌握了言论自由。这次研讨由《耶鲁法律杂志》召集，参与者包括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尤金·沃洛克（Eugene Volokh）和小卢卡斯·鲍威（Lucas Powe， Jr.）等学者。
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于2014年1月14日对Verizon诉联邦通讯委员会案[64]做出判决。如果说法律是规制真实世界最有效的工具之一的话，规制网络空间最有力的武器则是代码。在此仅试图勾勒出这一全新三角关系最有可能对言论自由产生影响的两个方面： 首先，政府可能从言论自由的敌人变成朋友。[7]参见林军：《沸腾十五年》，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页30-32。
而像罗伯特·鲍克（Robert Bork）这样的自治理论家，甚至会明确主张有且只有政治言论才应受到保护。[16]在巴尔金和列文森看来，美国言论自由的全部思考其实都是源自街头发言者这个经典模型（canonical example）——如何保护一位政治异见者的煽动性诽谤言论（seditious libel）。
而导致这种剧变发生的原动力，仍旧来自言论的基础设施——互联网。更有类似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这样看似无厘头甚至无意义的言论和表达。
下文围绕着网络中立原则和过滤的争论，正是这一趋势最好的体现。虽同为大众媒体，互联网却不同于报纸、广播、电视和电影。
互联网不是诸多媒体或平台中的一种，它早已成为了一切的平台和基础。在全体一致的法庭意见中，霍姆斯提出了今天耳熟能详的明显而现实的危险（a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标准：只要行为或言论可能带来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国会就有权对其施以惩罚和限制。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第一次见面。[49] John Palfrey and Urs Gasser， Born Digital : Und er Stand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Digital N ative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2008. [50] Jack Balkin， 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Information Policy， 41 Hofstra Law Review，1 （2013）。
街头发言者模式并非凭空产生，它来自对美国言论自由最早、也可能是最重要一段历史的抽象和提炼。Virginia v. Black， 538 U.S. 343 （2003）。
这其中可能包括严肃的政治讨论，但很多时候也会是轻松、调侃甚至主题并不明确的其他话题。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倾向于认为霍姆斯的这种转变是因为那个夏天他与汉德法官、查菲和拉斯基等言论自由之友的频繁交流和接触。
如果连Netflix这样的企业面对控制基础设施的Comcast都只能乖乖交出买路财，我们显然无法指望个体公民去对抗商业巨头。又如，在尤金·沃洛克所编的《第一修正案与相关立法》中，[37]沃洛克先从布兰登伯格案开始，即先告诉学生现状（statusquo）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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